2016年2月28日 星期日

追憶老林:佛教徒與社會主義的信徒

        據說,老林(林孝信)是星雲法師在宜蘭收的徒弟,在佛光山體系裡居於很高的輩份。後來,老林在南藝大開授研究所必修課「政治經濟學」,第一堂課就是要學生回去試著分析〈共產黨宣言〉裡著名的社會主義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有人說,老林在成為無神論者之後,放棄了早年信仰的佛教。 據說,老林為了家計而到全省巡迴兼課,一週環遊台灣兩次,足跡遍及各公私立的大學。
        其實,自始至終,老林都在實踐佛教徒的信仰,也在實踐社會主義者的信仰。

佛教徒與社會主義的信徒
        如果你去讀英國作家 Douglas Hyde 寫的名著《獻身與領導》,可能會極其驚訝: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怎麼會叫基督徒去學習共產黨的精神與作為?的確,這本書的英文原名就叫 Dedication and Leadership: Learning from the Communists。更叫人詫異的是,這本書的中文譯者是單國璽主教,出版社是光啟文化——為什麼連素來偏向保守的天主教都還推崇這樣的一本書呢?
        其實,最虔誠的基督信徒跟最虔誠的共產黨信徒原本就只有一線之隔:有神論者成為基督徒,無神論者成為共產黨徒。於是,南美有解放神學,他們堅守耶穌的教訓:基督徒當消除階級,彼此服務,互為最卑微的僕人(洗腳禮,約翰福音13章);基督徒當服事所有人之中最貧困的,猶如在服事耶穌(馬太福音25章)。於是,法國有以馬內利修女,永遠跟最貧窮的人站在一起,永遠大聲地譴責不公不義。而印度有德瑞莎修女,想要讓那些被家人與社會遺棄的臨終病人相信:「是的,你值得被愛!」
        而在台灣,老林用他的一生行誼向我們證明:佛教徒與社會主義信徒也只是一線之隔——有神論時是佛教徒,無神論時是社會主義信徒。老林一生的信仰與實踐始終如一:他一直都是看破名利、權勢與財富的佛教徒,他一直都在實踐佛教徒的法布施,他一直都在為了緩解眾生的悲苦而全省奔走——這一切也都是最虔誠的社會主義信徒努力地在實踐的。
         托爾斯泰曾經極其睿智地指出來,這個世界一直都只有一個問題:有些人(幾乎是每一個人)老是想要付出得比別人少,卻得到比別人更多。政治經濟學把這種「不勞而獲」的行為叫做「尋租」(rent seeking),左翼思想家把它稱為「剝削」,而馬克斯、亞當史密、Joseph Stiglitz 和創立 ordo-liberalism 的德國經濟學家 Walter Eucken 都想盡辦法要消除這種「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的行為——雖然他們的手段都不一樣。
        然而,要實現這樣一種左翼與右翼共同的美夢,我們需要的恰恰是那些「想要付出得比別人多,卻得到比別人更少」的人。
        楊渡說,老林「一定是最後一個墨家,...,一個摩頂放踵,為天下擔憂奔走的人。」也許我們也不妨這麼說:老林是用佛教徒的慈悲、溫柔與無我,在實踐社會主義信徒的志業。

「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背後
        老林過世以後,不但主流媒體悼文紛繁,而且治喪委員會遍及藍綠、統獨、捍衛既得利益者與被壓迫者——所有對立的,不可能聚在一起的,全聚在一起了。我看了傻眼,原本自以為懂老林,卻開始懷疑起自己到底懂不懂真正的老林。
        上網查索老林一生行誼,發現他從釣運、海外民主運動,到國內的工運、媒體監督、社大、通識教育、原民運動,到處都有他的身影。我看了再度傻眼,搞不懂老林為何到處留情,遍地播種。這些看似不相連屬的活動背後,到底是不是有一套「一以貫之」的核心思想與戰略?還是純屬偶然的隨興與「隨緣」?
        把我在網路上能找到的文件都仔細讀過之後,又跟兩位深知老林的朋友在電話上長談,我才知道:只要有助於促進台灣社會進步的事,老林都願意作;只要有助於復育台灣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和事,他都積極地去連結、促成。他的遺孀美霞說:老林深知台灣的社會主義氣候不成熟,所以自居組織工作者,以厚植社會主義土壤為階段性目標,積極串連全台灣所有相關的人士與資源,希望達到「1+1>2」的總體戰效果。
         這樣的敘說,讓我對老林有了較深刻的理解。
         我跟老林有緣,在社大全促會裡是默契十足且彼此互信的戰友;我跟老林緣淺,只有公誼而無私交,從沒機會談社大以外的理念與抱負,甚至除了在全促會見面之外,只有兩次路上的偶遇。有一次在火車上巧遇,他想跟我約個時間談社大的事,就掏出一本寫得密密麻麻的記事本,研究他的行程。我發現那本冊子裡每日行程塞滿到罕有空檔,連吃飯時間都排滿要商談的人與事。我是個不耐操勞的人,驚訝地問他:你在忙什麼,這豈不是自我剝削?他靦腆地笑笑,跟我說:「我時間不夠用,只好充分利用每一天所有的時間。」
        原來,老林不是為了生計而在全台兼課,而是為了要串連全台通識、社大、原運等有助於厚植社會主義土壤的資源,所以乾脆到全台各大學的通識中心去兼課,以便從體制內部動員各大學的資源,同時又利用兼課之餘的時間串連當地的人力與物力資源,為台灣各種社會運動尋找機會與開創機會。
        他曾感慨地跟我說:「有些人懷疑我要自立山頭,其實我什麼都不要,我只是想做事而已。」這個無我的佛教徒,忙了一輩子,所串連的全台人脈與資源不僅無人能出其右,甚至無人能望其項背。而他離開我們的時候,名利與權勢盡歸跟他合作的人,他卻一無所有地離開——若非媒體在他辭世後大肆報導,台灣有多少人知道曾有老林這個人?若非他身故之後的各種紀念文,連我這個戰友都不知道老林竟為台灣做過那麼多事!
        當媒體報導說老林獲頒總統褒揚令時,我感慨地跟一位朋友說:「就老林一生對台灣的貢獻而言,褒揚令是遲來數十年的肯定;就老林一生的信仰和行誼而言,褒揚令卻是對他一生最大的反諷。」
        「我什麼都不要,我只是想做事而已。」台灣有幾個人能有這樣的胸襟與抱負?跟他共識過的人之中,有幾個人了解他這樣的胸襟與抱負?

左翼知識分子的風骨與典範
        老林沒有博士學位,但是不缺博士的學養。在我心裡,他比許多頂尖名校畢業的博士更像個知識分子,也更有知識分子的擔當。
        在南藝學生對他的懷念文裡,我看到他如何用政治經濟學啟迪年輕人的思想與熱情;在陳奕曄的〈紀念林孝信顧問〉(《新公衛報報》2016年一月刊)一文裡,我看到老林如何通過「讀書會」、「領導人才培訓」與「反思營」來建立一個團隊的組織運作能量。老林不只是一個行動家,同也是一個有思想,有戰略的組織工作者。
        跟一位朋友在電話上談了將近三個小時,談老林,談時局,談我們對時局的憂慮、悲觀與無奈。我突然想起來,如果老林還在,他一定是心平氣和地在尋找與開創新的可能性,而不會像我們這樣地唉聲嘆氣。我感慨地跟這位朋友說:「我只是在盡知識分子的責任,老林卻是在實踐他的終生信仰。」在老林面前,我頂多只是一個關心弱勢的人,愧為公共知識分子,更不敢自稱左翼。
        看著老林不分統獨、藍綠地串連全台所有進步與不進步的力量,只為了為一個更公義、更有人味的台灣,我了解老林是菩薩願與菩薩行,而我終究只是個自了漢。
        老林走了,我才開始了解他,也才了解到台灣失去了一位多麼罕見的人才。我想不起來有誰能像他那樣地廣結善緣,我想不起來有誰願意像他那樣地「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我們都有自己的脾氣與好惡,我們都有自己的潔癖與堅持,我們都有跟人決裂或默默地分手的時候,只有老林總是願意委屈自己去跟所有的人連結。
         當所有的人各自如同瞎子摸象般地記下對老林的零星、破碎記憶時,我才警覺到,世間已無老林,而且恐怕再也沒有人能扮演他的角色了。
        看著橫掃全球的資本全球化,虎視眈眈地集結在權力與金錢周圍的國內財團、政黨,以及賣友求榮的「前社運份子」,被路線之爭撕裂得零零碎碎的運動團體們自保尚且不易,我們又如何去保護弱勢,捍衛公義?
        老林走了,也許我們的損失遠超過我們所覺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