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容易讓人信以為真的抽象理論，讓我們來看一件具體的事實。
如果台灣人和日本人比賽開發一套規格相同的機場自動化設備，台灣派出頂尖人才組成的團隊，日本的公司派出一個一流人才來領導一個二流團隊，結果將會這樣：日本人可以用十分之一不到的時間和人力，一半的價錢，產出遠比台灣團隊品質更好的設備；而台灣團的設備一定是掛一漏萬，皮漏百出。為什麼？
日本人會把公司裡已經設計過的上百個類似案例拿出來，其中每一個都是高度模組化，很容易根據實際需要重新拆解組裝。他們會先跟實際的需要比較，然後這個一流人才帶著二流團隊討論要如何用過去的類似案例重新組裝，來符合實際的需要。他們不需要重新設計零件、組件，他們只需要討論大模組的重新組合，頂多為這案子設計一小部分新的零件和組件。他們的工作量不到台灣的十分之一，工作成果卻是站在過去上百個類似案例的發展基礎上，各種可能會出皮漏的問題都早已在過去的經驗裡一一遭遇過，也解決過，甚至吸納進公司的標準設計流程和 check list，所以再出皮漏的機會非常地小。
台灣人呢？看著最終的規格書，根本不知道可能會出皮漏的問題有多少（我們完全沒有經驗），需要小心的「棉角」在哪裡──我們一張 check list 也沒有。我們只能靠理論，和極其有限的經驗，摸索前進，因而備嘗艱辛，極無效率。而且，我們必須從零件的選擇開始，不知道要採用哪家零件供應商的規格，之後再以標準零件為基礎，剩下的零組件全部從無到有地一一去設計。我們的工作量是日本人的五倍以上，工作效率是他們的一半不到。不是因為無能，而是因為「後進」的必然。
等到要製造的時候，日本公司在全世界標了不知道多少案子，絕大部分的零組件都是大量採購或大量製造，所以成本低廉。台灣呢？少量採購，少量生產，成本必然比較高。
這就是「先進國家」的優勢：他們可以靠好的制度吸納過去的經驗，變成公司的資產，讓後來的人工作比較省力。靠著這種「前人種樹、公司彙整並制度化地有效運用，後人乘涼」的辦法，德國人、瑞士人與荷蘭人的工作時間比我們短，產值比我們高。加上政府制度有利於勞資薪資分配的平衡，使得貧富差距小，人人都過得比台灣人富裕、悠閒。
這才是「社會發展」要追求的方向：如何通過制度性設計，讓後人可以運用前人的智慧來解決問題，而不是一切都要「篳路藍縷」地從頭做起。
我在中山科學研究院看過一整套美軍軍事標準規範的微縮影片，你想得到的任何工程問題，都有一套厚厚的標準，詳細規範產品所要達到的各種規格，以及每一種規格所需要的檢驗儀器設備。你設計的時候，只需要引述一個美軍規模，後面所有相關的規定美軍規範都已經為你準備好了，全部堆起來厚達數千頁，全部都是前人的智慧結晶。
發展經濟學以為效率來自於資本、人力教育和創新。其實，台灣跟先進國最大的差異在公司的制度和如何累積前人的智慧，並讓後人可以很容易地運用。
一個碩士畢業生去工程顧問公司上班，老闆給他一個案子，要他在半年內完成。他拿過來看，客戶委託研發的配方，就在他碩士班唸過的一篇30年前的期刊論文，他剛好讀過。他每天留在辦公室假裝加班，其實在讀自己的書，上網聊天、閒逛，只花點時間去查看有沒有專利封鎖。四個月後，他提前交出成果，老闆半信半疑；再過半年，客戶大大地滿意，老闆也給他一個大大的年終獎金。
學術界看不起「existing knowledge」，以為沒有再去研究的必要，但是卻沒想過：技術進步的最大障礙是「有問題的人不知道有答案的人在哪裡，有答案的人不知道有問題的人在哪裏。」關鍵在 Where does it exist, exist for whom?
以台灣目前的資本累積和教育水準來看，決定產值的最大關鍵是制度，而不是創新！
就算沒有跨國企業的專利封鎖，有能力創新的人只佔極少數（就說 5% 好了），他們的產值對台灣的 GDP 影響非常地小；如果你可以讓每一個人都可以運用過去一百年來前人累積的智慧，80%就業人口的工作效率平均將會提升兩倍到五倍。
台灣的產值那麼低，有兩大主因：（1）台灣的公司鮮少在累積技術和智慧，沒有好的制度在把前人的智慧傳遞給後人使用。（2）因為決策者選擇了量大而毛利率低、利潤高、低附加價值的生產模式（代工，台灣接單大陸生產），因而沒有用到台灣人力素質的潛力和優勢。後者是因為這種經營模式風險低，經營起來不費力；它符合老闆和高階經理人自身的利益，但是不符合員工的利益（受了那麼多教育，卻不能靠智慧賺錢，而只能靠低階的能力和加班賺錢）。
老闆的利益（所謂的「理性思維」）和勞工的利益（「發揮所長」）明明經常矛盾，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卻可以認為有一個 representative agent。這就是經濟學跟真實的世界脫節。但是，弱智的人卻老是用經濟學在合理化老闆，合理化現況，合理化受薪者的待遇。
工程師看經濟問題跟學經濟學的角度大大不同，尤其是當你見識過國外最先進的制度，了解國內外產值差距的真正理由，你就不會再接受 100% 的經濟學。
工程師談的是「這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經濟學談的是「我以為這世界如此運作，至少課本是這麼說，至少所有廿過經濟學的人都如此相信。」當經濟學者說我講的違背「個體經濟學」時，我很想跟他們講：你們說的「個體經濟學」，就是在講我們這些工程師在生產現場進行的決策和所做的事；假如我對生產現場的看法跟你不一樣，到底是你錯？還是我錯？
在劍橋，看盡兩岸三地和來自全球的人才，我覺得台灣人的聰明程度一點都不輸人，而努力的程度卻遠遠超過歐美的人。不只這樣，不管我們的教育有多差，一旦出國成績就是不會輸外國人。而且，留學生在歐美公司工作時的產值絕不會輸旁邊的歐美同事，但是一回國產值就會變得很低。問題在哪裡？制度不對，公司經營目標在浪費人才。
所以，我不相信問題出在個人，或者出在教育；問題主要是出在公司的制度，在老闆的決策。因此，我不相信把問題交給市場就會解決一切的問題。
但是，在台灣最流行的卻永遠都是最弱智的思維，和用理性包裝的教條：狹隘的專業主義，竟然還有義和團式的信徒；2008 的金融風暴 和 Thomas Piketty 的《21世紀的資本》已經讓很多歐美人徹底懷疑起美國的主流經濟學，這一套經濟學的教條卻仍舊是網路上人氣最紅的「理性論述」。
台灣人不看書，不了解課本知識與真實世界的差異，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裡，這就算了。思辨能力弱到承載不起任何具有挑戰性的思想，只希望別人用「理性」的名義替自己捍衛幾十年深信不疑的教條。看到這樣的事實，我不禁這麼想：這些，其實都是戒嚴時期兩蔣灌輸到讀書人腦袋裡的教條（經濟發展、秩序、合理化現況，不要質疑別人，想清楚為什麼別人賺那麼多而你賺那麼少），而一個 1980 後出生的年輕人竟然還可以靠販賣這樣的教條在網路上變成人氣王，我不禁想起蔣介石臨死時說的那句話：「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
當時聽了毛骨悚然，看著蔣氏遺毒在今天學子、成人和教授腦海中烙印如此之深，更加覺得毛骨悚然。
弱智的理性，最適合台灣人的口味──因為它絕不挑戰我們常年被灌輸的教條。
如果事實如此，那麼我太天真，而懂得愚弄群眾的不一定聰明──他們很可能就是真誠地在為自己孱弱大腦裡的教條辯護。
二十年來，第一次有被台灣人打敗的感覺。
